加州大学伯克利，张纯如指着舞台上的海报道：“在我进行正式的演讲前，我首先需要指出这个的名称有问题。上面写的是南京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杀。在越南美菜村发生的几百名越南人被杀的事件都可以被称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如何便能简化为一起‘事件’呢？”
现场的观众先是一怔，随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掌声过后，张纯如开始演讲。而在演讲结束后，现场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个男人起立发言：“你真有勇气！但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另外一个人也道：“你的演讲很棒，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银幕上出现了一串报纸，都是东瀛右翼否认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侨报》的报道：“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南京大屠杀所召开的会议上，日本历史学家奏郁彦发言说，中方公布的南京死亡人数不可信时，张纯如进行反驳。”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东瀛电影《骄傲》美化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日本侵华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引发中韩等亚洲国家抗议。”
《纽约时报》的报道：“一群日本”学者”在东京召开的一场会议上指责纯如的书误导和夸大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宣称受害者被杀是出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因，否认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质疑纯如书中刊登的照片的真伪。”
镜头切到摄影棚，张纯如正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记者看着张纯如问道：“电影《骄傲》在东瀛上映后，引发了众多亚洲国家的抗议，你是怎么看的？”
张纯如回答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看报道说，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是这部电影的幕后推手，而电影正是根据她写的书改编而来。她试图洗白祖父的战犯形象。而且有报道说，在电影中有一幕，东条英机拒绝相信东瀛军人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如果是真的，那这部电影再次证明了东瀛右翼分子对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东瀛战争罪行的否认。但没有哪—部电影能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事实。这样的作品对东瀛来说并没有好处。”
记者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张纯如回答道：“因为它激怒了整个亚洲和美国的舆论引导者和政治家，如果东瀛社会欣然接受了《骄傲》，那便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个清晰的信号，即现在这—代东瀛人认可了战争时期政府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真相终将获胜。我热切希望并坚信，时间会令越来越多的东瀛人有勇气说，这不是真相，这部电影没有诚实地描写我们的过去。”
张纯如顿了顿，补充道：“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篡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就是第二次屠杀，是对历史的屠杀！”
电影的画面切到1948年的柏林，此时正处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时期，整个柏林城食物严重短缺，口粮分配不足，有钱也买不到食物，饿碑遍地。瘦弱的不堪的拉贝提着一个篮子艰难的走在大街上，篮子里是从野外采摘的野菜和野果，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阵风都能将他吹倒似的。
一个从电车上下来的姑娘姑娘倒下了，但人们都冷漠地离开了，他们看得出姑娘是饿晕了。拉贝走过去，将姑娘扶起来，把篮子里的野果给她吃，并把野菜分给了她一部分。
拉贝提着篮子回到家后，妻子告诉他，有一封瑞士寄来的信和包裹单。拉贝接过包裹单一看，寄件人是他没有听过的名字，而邮寄物品写的是食物；随后拉贝打开信封，将信取了出来。
与此同时，画外响起。写信人是南京市长沈怡，他告诉拉贝，获知拉贝的艰难处境，南京市成立救助德侨拉贝的劝募委员会，并成立了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向银行、钱业、大商店及地方慈善机关和当年受救济保护的市民劝募。
当年受拉贝保护的人们在得知拉贝的境况，尽管于战乱中食不果腹，衣不暖身，还是尽自己所能，纷纷解囊相助。不几日便募得1亿元，兑换成美金2000元。3月份，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沈怡还表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政府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拉贝读完信老泪纵横，他对妻子说：“疾病、饥饿、苦难折磨着我，企图将我打倒在地，但这封信让我恢复对生活的勇气！”
包裹很快领回家了，全家人围着拉贝，孩子们激动得满脸通红，拉贝用颤抖的手拆开包裹，一样样地拿出来：奶粉、香肠、牛肉、奶油、果酱……
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拉贝将食物分给了每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得到了一份食物。孩子们抱着他们的食品罐敲击着，吹呼雀跃。拉贝看着眼前的一切热泪盈眶，他对孩子们道：“现在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应该保持善良！”
镜头切到书房，儿子奥托-拉贝看着拉贝道：“中国政府请你到中国安享晚年，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你不是一直想回中国去看看吗？”
拉贝笑了笑，轻声道：“这是中国人伟大慷慨的表现，但现在我太老了，如果还有能力工作，可以重新建立新的生活，我是一定会回去的。”
拉贝走到书柜前，将早已整理好的日记《轰炸南京》取出来，放在儿子的面前：“我已经老了，恐怕活不了多久了。这本日记你来保管，里面记载了1937年到1938年南京城发生的事。如果有一天东瀛人否认他们在南京城犯下的罪行，你就把日记拿出来。”
灯光映在拉贝的脸上，泛起了金色的光芒。拉贝消瘦的脸上露出淡淡笑容，在金色的光芒中，整个宛如天使。
一直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邵子平博士伸手拿起了电话，时间也回到了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