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八股文太重形式，是“束缚思想”，难道古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明明知道如此，还是不改，那就一定有不改它的理由，肯定仔细权衡过利弊。像高务实前世的公务员考试也考申论，考过公务员的人应该知道，申论作文要写好不容易，往往是拉分的关键，内容主要是当今的热点难点，也有固定的格式可套，什么“三段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其实这难道就不是现代版的八股文么？当然，比较起来，其自由发挥度要稍高一些，但是弊端是高下不好评判。也许从形式上来看，似乎要比八股文自由多了，但有时明明觉得写得很好，论述很精彩，却和“标准答案”不符，分数很低。或者同一篇文章，这个人看了说好，换了个人批卷子就觉得是一派胡言，分数很低。
事实上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才有八股文这样的严格要求，首先形式上统一标准，制定游戏规则，确保公平的取舍，以免惹人非议。八股文有格式上的要求，却没有所谓“标准答案”，而且那时候考完的试卷都会发还本人，上面都有批改痕迹，这可是对批卷者的巨大压力，不能不认真谨慎。比起前世的只知道分数，不能查看卷中是改得对还是不对，反倒是公开民主多了。
八股文有利有弊，总体上看，近代以来对其弊端有过分夸大的嫌疑，而忽视了它在选拔人才、确保公正公平、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其实，八股文真正最大的弊端，以高务实来看，并不在于文体，而在于出题的范围。明清之八股文，考题范围基本局限于《四书》[注：理论上《五经》也算，但实际上考得非常少]，写文章的时候，还几乎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只能“代圣人立言”，那就无怪乎“禁锢思想”了。而且考题不外《四书》也导致后期出题上的麻烦——《四书》翻来覆去每句话都考过了，每句话出题都有不知多少“范文”。结果只好“别出心裁”，搞出各种截搭题，虽然这些截搭题中也有不少奇思妙想、独辟蹊径之题，却也少不得闹出一些奇葩无语的笑话。
其实这几年闲来无事的时候，高务实所做出的大明改革规划里头就有关于科举改革的很多内容，不过那都是在将来掌握大权之后的事，甚至不光是掌握大权——还要有巨大的声望以及前期做出的许多铺垫作为支撑，然后才能分步骤、一点一点来改革。
至于说跟前世那些要搞“****”的人所想的废除科举，高务实倒是完全没有想过——君不见那么多法国启蒙思想家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制？法国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甚至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而法国 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把外国先哲的格言写入宪法，这可算是第一例！中国文明当时在法国受到推崇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论语》中的经典，如今十分醒目地镌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厅里，被誉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黄金法则”。]
不仅是崇拜孔子，伏尔泰对古代中国的行政运行机制更是大加赞扬，认为比之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国要幸运得多。他说，在这里，“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六部属于帝国各官府之首；吏部掌管各省官吏；户部掌管财政；礼部掌管礼仪、科学和艺术；兵部掌管战事；刑部掌管刑狱；工部掌管公共工程。这些部处理事务的结果都呈报到一个最高机构[注：应该是指内阁]。六部之下有44个常设在北京的下属机构，每个省每个城市的官员都有一个辅佐的衙门。”